资源、身份、爱，甚至自我价值，但这些东西都来自一个更强大的存在，于是她失去了恨的资格，也失去了离开的自由。”

“这不是在批判某一个具体的男人，它批判的是一切不对等权力结构。你不能恨，因为你受益；你不能走，因为你已经被塑造；你不能留下，因为留下会继续被吞噬。这是系统性困境。”

莎米拉轻轻点头：“这一点我同意，女性角色的困境不是私人抱怨，而是结构困境。”

彼得说：“但电影有没有把这个结构充分展开？还是我们替它展开了？”

加布里埃尔反问：“电影为什么一定要替观众展开？它给了一个纯净的结构，正因为它不解释，才可以被替换。”

彼得没有马上回答。

瓦莱丽亚这时终于开口：“我支持《独自在夜晚的海边》进入金熊讨论。”

弗兰西斯看向她：“理由？”

瓦莱丽亚没有急着说。

她出生在意大利，九岁随家人去法国，然后在那长大，事业也都在法国，她看郑辉的时间比这里多数评委更早。

2000年的戛纳，她就在。

那年卢米埃厅的二十分钟掌声，那场海边沙滩上的鼓声，她都记得。

她记得那个年轻人是怎么站在戛纳的夜里，撕裂t恤，敲出不像人类能完成的鼓点，他那晚张扬又肆意。

那时候她以为郑辉是被命运宠坏的人。

年少成名，才华横溢，漂亮的女演员陪在身边，世界级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围着他转。

他灿烂、昂贵、不可一世，她甚至有点嫉妒那种快意。

可这次来柏林，她从媒体报道里重新看到郑辉的身世，看到他十八岁之后经历过什么，又在《视与听》的文章里看到那条“自我拆解”的线，感觉完全变了。

那个在戛纳沙滩上发光的年轻人，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快乐而亮。

他也许只是燃烧得太厉害，像一只烟花。

瓦莱丽亚说：“我承认，《勇往直前》是非常有力的电影，它可能是更稳妥的金熊选择。”

彼得立刻问：“那为什么还支持郑？”

“因为《独自在夜晚的海边》让我感到害怕。”

会议室里目光聚集过来。

瓦莱丽亚继续道：“不是因为它暴力，也不是因为它揭露了什么社会问题，而是因为我感觉到一个导演正在把自己生活中最危险的部分交出来。

他还很年轻，但他已经没有多少保护自己的本能了。”

彼得皱眉：“这听起来像是同情，不是评奖标准。”

瓦莱丽亚看向他：“同情也是观看的一部分，电影不是数学。”

彼得说：“可金熊不能因为我们心疼导演给他。”

瓦莱丽亚没有生气：“我不是只因为心疼，他的电影拍得足够好。隐喻和柏林电影节的精神契合，形式也极端统一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在电影和现实之间制造了一种我们无法回避的新关系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：“但我承认，我有私人情绪。我不想等到下一次，他真的拿出一部献祭之作，而我们只能在回顾展上说，为什么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给他一座金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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