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平换了一张图，是曼因斯坦在肾损伤模型上的数据。肾功能指标的恢复曲线，同样呈现出一个陡峭的下降，在四十八小时内恢复到了正常值的百分之七十，七十二小时恢复到了百分之九十。

“同一个抗体，在不同的器官中激活了不同的修复程序。在肝脏中激活了肝脏的蓝图，在肾脏中激活了肾脏的蓝图。这意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：受体x不是一个器官特异性的分子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开关。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器官设计的，它是所有器官共有的，被所有器官使用。只是每一个器官在使用它的时候，调用了自己独有的发育蓝图。”

台下开始有人举手。杨平看了一眼，点了一下第一排那个《自然&183;医学》的编辑。那人站起来，没有绕弯子，直接问了一个很多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问题，只是还没有人公开提出来：“杨教授，如果受体x是一个全身性的修复开关，那为什么肝脏和肾脏的修复速度明显比神经系统快？是因为受体x在肝脏和肾脏中的表达量更高，还是因为神经系统的发育蓝图更复杂？”

杨平没有停顿：“两个原因都有。第一，受体x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不同，在肝脏和肾脏中的表达量确实高于在脑中的表达量。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发育蓝图的复杂度不同。肝脏和肾脏的结构相对简单，神经系统的结构极其复杂。修复一个简单的结构比修复一个复杂的结构快得多。”

《自然&183;医学》的编辑坐下了。他旁边的那个头发花白的牛津大学教授站了起来，带着英国口音，每句话的尾音都微微上扬：“杨教授，你刚才说修复程序可以训练，那这个训练效应是普适性的，还是只针对特定的损伤类型？比如，如果你训练肝脏修复化学性损伤，那它对物理性损伤的反应会不会也变快？”

“好问题。”杨平说，“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验证实验，用一种损伤训练肝脏，然后用另一种损伤来测试它的修复速度。如果训练效应是普适性的，那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预防医学思路，通过预先训练修复程序来提升身体的整体修复能力。”

牛津大学教授坐下来，旁边的几个研究者同时开始记录。杨平没有停顿，继续往下说：“还有一个最新的发现，是我们昨天才得到的。陈潇博士用冷冻电镜解析了受体x的完整三维结构，分辨率28埃。在这个结构中，我们发现了一段从未被报道过的胞内尾端结构域，大小约四十个氨基酸，功能未知。这可能是受体x传导信号的关键结构，也可能是它选择性地激活不同器官发育蓝图的关键。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个结构域的功能，我们可能就能理解修复程序是怎么对不同器官进行差异化调用的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只有笔记声和键盘敲击声。

站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年轻研究者举了手。杨平点了他，他问了一句关于不同器官的发育蓝图是否存在存储位置的问题：“我们想知道的是，这张蓝图具体存储在哪里？如果蓝图可以替换，那替换后的蓝图需要保存在哪里？”

“蓝图存储在干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中，”杨平说，“不是存储为dna序列的改变，而是存储为dna上那些化学标记的模式，甲基化、乙酰化、组蛋白修饰，这些标记决定了哪些基因可以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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