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炽热，现实却冰冷。

当黄佳才提出具体方案——协同研发、资源共享，甚至部分企业需暂弃短期利润，优先保障杨平课题组的供应与定製开发时，质疑与牴触浮出水面。

“黄总，道理我们都懂。”华东某分析仪器厂的王总率先开口，语气透著无奈，“但研发高端设备不是请客吃饭，投入大、周期长。为了一个课题组的短期需求调动核心资源，性价比太低。万一性能不达標，巨大投入打水漂，还砸了自己的招牌？”

“是啊，”专攻高端生化试剂的李总附和，“我们的酶製剂、特种试剂，在纯度与稳定性上確实与国际顶尖有差距。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的。贸然接这种高难任务，失败了，损失谁来承担？我们得对股东负责。”

“还有標准问题，”一位软体公司代表推了推眼镜，“各家设备接口不一、协议不同，就算硬体达標，软体整合不起来，数据不通，还是一堆废铁。”

会议室瀰漫著现实的沉重。爱国情怀与產业抱负固然激昂，但企业生存的压力、技术的差距、过往的失败经验，像一道道无形枷锁，捆住他们的手脚。各家有各家的难处，各家有各家的小算盘。

联合？谈何容易。

谁不想衝击高端？谁不想像国际巨头那样赚取高额利润？但前路困难重重，希望渺茫。一旦失败，不仅前功尽弃，现有的根基也可能动摇。没人愿冒这个险。

会议陷入僵局。黄佳才看著台下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心中瞭然。他理解所有顾虑，但这堵无形的“墙”，必须打破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，蒋季同风尘僕僕地赶到——这是黄佳才特意安排的。他没让蒋季同准备精美ppt，只请他原原本本说出课题组的真实处境。

蒋季同站在台前，脸上带著连日熬夜的疲惫，眼神却异常清亮。他没讲大道理，只如实描述课题组如何在封锁中艰难求生。

他讲刘阳如何在缺乏特种酶的情况下，亲手表达、纯化，双手被培养基染得斑驳；讲楚晓晓如何抱著厚重记录本，一遍遍优化老旧流式细胞仪的检测条件，双眼熬得通红；讲王超和何子健如何跑去工科院系，与教授学生一起捣鼓那些看似可笑的自製装置……

“……我们知道很难，知道国產的东西可能暂时不如进口的稳定、好用。”蒋季同嗓音沙哑，却字字有力，“但我们没有退路！杨教授说过，这不是我们一个课题组的战爭。而是科研与產业整个体系的战爭，如果我们放弃，以后只能受制於人。”

他举起手机，展示了几张实验室照片：杂乱的实验台、密布数据曲线的屏幕、团队成员疲惫却坚定的面孔。

“我们不需要完美的工具，我们需要的是能帮我们杀出一条血路的武器！哪怕粗糙一点、笨重一点，只要能用，只要能向前一步，就是好东西！”蒋季同深吸一口气，向全场深深鞠躬，“拜託各位了！我们需要你们！”

会场一片寂静。

那番毫无修饰、饱含真情的讲述，像一记重锤，敲在每个人心上。那些关於成本、风险、困难的算计，在这群年轻人破釜沉舟的勇气面前，忽然显得苍白而狭隘。

良久，最初质疑的王总缓缓起身，揉了揉发酸的鼻樑，苦笑：“小蒋博士，別说了……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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