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工作间，去报告有人发病；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，只有31的人採取了行动。

通过这项试验，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，两位心理学家称之为旁观者效应，也就是说，在出现紧急情况时，正是因为有其他目击者在场，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，结果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於衷。

类似的事件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生，出现这种事是正常的，不正常的是我们中很多人会利用这种机会贬低我们这个民族。这真的不正常的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中很多人有心理疾病，就是斯德哥摩综合徵。”

这一一那些举手的学生愣住了，难道我们真的心理有问题，

方致远继续往下讲：“你们知道斯德尔摩综合徵是怎么来的吧？1973年，两名罪犯在斯德哥尔摩抢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列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，因列徒放弃而结束。

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却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。其中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甚至还爱上了其中一个劫匪，並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。

为什么出了负面新闻，我们中很多人就会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呢？

因为从鸦片战爭开始，我们经歷了百年沉沦，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。我们中的很多人像那四个被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不认为是列强不对，反而认为我们挨打，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，很多人接受了列强炮製的，西方是文明人，而我们是野蛮人的论调，认为我们是有劣根性的。

时间一长，大家就会形成固定思维，只要出现负面新闻，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五个字一一民族劣根性。就像你们这样，听到我讲的案例，马上就说这是民族劣根性。

你们不是喜欢说独立思考嘛，你们真的独立思考过吗？”

贾樟柯张了张嘴巴，想要说什么，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

其他学生则一个个脸上发烫，神情羞愧的低下了头。

方致远嘆了口气道：“民族劣根性的论调是有害的，因为这种论调，无法让我们发现事情的真相。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面对市民冷漠不救人，要是扣民族劣根性的帽子，就无法发现事情的真相，自然也不可能解决这种问题。

我们知道印度实行的种姓制度，处在顶层的是雅利安人，底层是达塞人。雅利安人为了维持自已统治，通过印度教对达塞人实行pua，说他们是贱民，是不可接触者，经过上千年pua，现在印度底层已经被驯化，完全没有反抗意识。

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我们做的，如果我们不拋弃民族劣根性这种有毒的观念，长时期被pua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像底层印度人那样被驯化。事实上，已经有很多人被驯化，只要你说国外一点不好，

就有人像踩了尾巴似的，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反驳。”

方致远给出最后的结论：“电影节是西方文化规训的一环，如果中国电影人都为三大电影节拿奖而拍电影，必然要拍符合他们標准的电影，时间一长，就会成为西方的吹鼓手，从各个角度贬低我们这个民族，就像你们看到负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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